失踪儿童中心（CMC）是一家致力于调查失踪和被剥削儿童问题的全国性非营利机构。它为执法部门和家庭提供各类实际的资源，包括：为执法人员提供培训，指派案件主管对调查进行审阅和支援，开展包括物证、法医和高科技在内的各类司法鉴定，派遣具有实地经验的技术专家协助专案组和家庭，以及一些教育和服务项目。
数十年来，CMC致力于游说各政府部门提升儿童失踪案和剥削案的调查和诉讼质量，也因此为各政府部门所熟知。CMC的工作人员不止有全职员工，还有大量已退休的执法人员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接受了严格的培训，既提供快速应对服务，也参与长期调查。
CMC的信誉、广泛的联系网络、深厚的资源以及对执法部门的实地支持，使其在涉及儿童失踪或剥削的任何行动中，都能成为绿色三角洲宝贵的潜在盟友，即使有时并不自知。从某种程度上说，CMC几乎就是绿色三角洲的平行版本：一个为了更广大的利益，不惜乞求、借用甚至偷窃资源的跨辖区专家网络。
然而，CMC对绿色三角洲的价值，可能会将CMC及其使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历史
儿童失踪中心（CMC）由乔丹和莎拉·多诺弗里奥在1981年创立。当时，他们的女儿安娜遭到绑架并最终不幸遇害，而遗体直到15年后才被找到。
在失踪案伊始，多诺弗里奥夫妇对儿童失踪调查的粗糙程度感到震惊。他们目睹地方当局之间各自为政，相关的政策或程序也极度匮乏，一切都毫无希望。他们下定决心提升儿童调查的标准。在退休执法人员的支持下，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创立了CMC，目标是保证未来的儿童失踪案能得到最全面、最快速的调查。
到1996年安娜的遗体被找到的时候，失踪儿童调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诺弗里奥夫妇和他们的团队广泛地从地方和联邦执法机构的队伍中招募人才，这为他们赢得了信誉；而他们研究、记录并推广的技术带来了一些早期的成功，这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合作和机会。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数字数据及其相关犯罪得到了空前的关注。CMC在这个领域积累了技术专长，并向最大的科技公司进行了咨询。它组织了会议，并在竞争公司之间建立了联系，为对抗在线儿童色情以及其他与儿童相关的数字犯罪建立了共享标准。
如今，多诺弗里奥夫妇已经退休。现任CEO卡伦·雅各布斯已在CMC工作四年。她的工作重点是国际亲权绑架案件，即在外国出生的儿童被父母的一方带离美国的绑架事件。这涉及到与国务院建立关系，以及与全球的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合作。如果绿色三角洲的探员们能为推动这些事项提供任何帮助，就更可能得到CMC的合作，以及访问CMC所有的资源。
失踪儿童中心
总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员工：400
志愿者：700
预算：4000万美元
地方办公室：纽约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其他亮点：CMC每年为约30000件失踪儿童案提供协助和资料收集。
组织架构
CMC的400名员工中大部分在位于芝加哥的总部工作。他们的职责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培训项目的开发、数据汇总和分析、案例分析监督以及立法策略。
所有的取证服务都在芝加哥的办公室完成。该设施拥有一个尸体实验室和一个技术实验室。尸体实验室并不直接处理新鲜尸体，因为这需要交由当地的法医开展。他们专注于DNA恢复，骨骼和其他陈旧遗骸的检查，以及面部重建等领域。技术实验室主要关注网络犯罪，与互联网公司和政府机构合作，对与失踪和被剥削儿童相关的在线内容进行分类和跟踪。该实验室也能从硬盘和手机等设备中提取数据，尽管他们的解密技术还是不及联邦的执法部门。
四个地方办公室负责大部分进行中案件的管理。每个地方办公室大约有25名员工。他们的职责包括分析进行中案件和冷案，招募和协调志愿者，与地区执法机构领导建立联系，以及进行现场培训项目。所有案件分析员都与芝加哥的全国分析团队紧密合作，收集和录入数据。这一设计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找可能跨越地方、州和司法区的活动模式。CMC的全国视角曾多次帮助执法部门识别出跨州的人口贩卖活动，甚至帮助识别出了一小部分经常跨司法区作案的连环儿童杀手。
地方办公室每年举行两次志愿者聚会，志愿者必须每年至少参加一次聚会才能保持他们的资格。这些聚会用来宣传最新的培训项目、分享技术，以及分析案例研究。地区执法机构的高级人员也会参加，他们在聚会上会教导志愿者如何有效地与专案组和家庭合作。
行动
CMC的司法鉴定专家和案件分析师很少亲自出现在现场。现场工作几乎完全由志愿者完成，他们可以分为两类：快速应对顾问和冷案专家。有一些志愿者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工作。
快速应对顾问CMC的志愿者顾问来自退休执法人员，并在快速应对失踪儿童案件方面经过了严格培训。被派往处理案件的顾问也将同时为家庭和调查人员提供服务。
对于家庭来说，顾问提供专业知识和情感支持，并可以安排免费的法律服务、酒店、餐食、咨询和交通。
对于调查人员来说，顾问可以加入任务小组，为他们对接CMC的资源以及全国其他执法组织的资源。顾问可以帮助整理案件文件，提出调查策略，并支持任务小组内的通信。
冷案专家这些志愿者也是退休的执法人员，他们在长期调查中有特别的经验。他们擅长整理文件和证据，识别能用新工具和技术发现新线索的机会，并为调查人员对接CMC的资源以及其他可能提供帮助的组织。
CMC的专家可以接手一个冷案并“重新激活”它：将它与最新状况同步，确保已经采取了所有的必要步骤，指出新的跟进机会，并将它与CMC数据库中的其他案件关联起来，以发掘新的见解和未被发现的模式。
信念与职责
首先最重要的是，CMC致力于拯救儿童的生命。其创始人亲身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且多年来他们的工作人员也遭遇了许多代表人性最恶劣面的案件。这种对其使命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对绿色三角洲的特工们而言或许并不陌生。
话虽如此，CMC早已学会与他人友好共事。由于CMC只是一个私人非盈利组织，而不是执法机构，他们只能通过与现场调查人员建立强大的关系才能取得成功。CMC利用学术研究、培训项目和立法游说来强化其声誉，而正是这些东西各个专案组愿意接受CMC志愿者的帮助。让一个平民志愿者加入任务部队对大多数执法机构来说不是小事，这只有在CMC建立了坚实的声誉并且谨慎审查其志愿者后才可能发生。然后，CMC通过媒体宣传、在专业执法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培训文献和项目来传播成功案例，以此创造良性循环。
CMC的声誉是其最宝贵的资源。任何危害其声誉的志愿者或案件都会立即上报至高级领导。在极少数情况下，其领导人会立即介入，将这一糟糕的志愿者从现场撤走，不再与之合作。然而，他们从未发现故意欺骗CMC的人，也因此没有意识到，或许有志愿者能够在与专案组合作良好的同时也有自己的隐秘目的。绿色三角洲有很大的机会在CMC内部发展友方人员。
行动内容
CMC的行动主要分为四个领域：
- 受害者及家庭支持：CMC为家庭和受害者提供咨询、财务和法律援助，并带领他们走执法部门的流程。例如，对于被贩卖的儿童受害者，CMC会提供一个“应急包”，其中包含衣物、食物、金钱、联系方式，以及在逃脱或被救援后立即提供安慰的毛绒玩具。
- 案件：CMC整理案件数据，研究案件之间的关联，与执法部门直接合作，提供专业的司法鉴定服务，并向第一响应者提供最佳实践。
- 培训：CMC为警察、医务人员、安保公司、第一响应者和其他人提供关于儿童相关调查技术的在线和现场课程。
- 分析：CMC汇总有关失踪和被剥削儿童问题的统计数据、分析和报告。
作为友方
CMC内的绿色三角洲友方人员可以在有儿童遇险的绿色三角洲行动中提供大量帮助。
专案组内线地方执法部门可能对联邦特工持敌对态度，或者要求特工以过高的透明度分享情报。然而，让CMC的志愿者加入专案组，可以让其成为绿色三角洲的内线，从而在不揭示绿色三角洲参与的情况下双向传递信息。
案件分析对于涉及儿童的行动，CMC的案件分析师可以对档案和证据进行审查，并将其与他们已有的数据进行比对，包括过去和进行中的无数案件，以及关于失踪和被剥削儿童的最新数字数据档案。例如，他们可以使用面部识别软件来识别可能出现在在线照片中的失踪儿童；他们可以分析并识别出当前行动与其他尚未被特工发现的案件之间的模式和联系；他们还可以建议调查策略以寻找新的调查线索，或给特工介绍相关的专家。
司法鉴定CMC的法医艺术家能够长期失踪儿童制作年龄增长后的画像，以及为未识别的儿童遗骸进行面部重建。CMC的法医可以对老旧遗骸和其他物理证据进行检查，只要他们认为该物证与儿童调查有关。新鲜的尸体则需交由当地的法医检查。
重要人员
乔·达万特，退休警探绿色三角洲潜在友方乔·达万特，74岁非洲裔美国人，退休警探，退休前在亚特兰大警察局和德卡尔布县警察局负责凶杀案。他在亚特兰大警察局期间，参与了1979至1981年的亚特兰大系列儿童谋杀案的调查，这28起案件中仅有2起的结果是将韦恩·威廉姆斯逮捕且定罪，而几乎所有其他案件都仅以行政结案告终。1998年，他转至德卡尔布县警察局。他在警察生涯的最后几年，都致力于2005至2006年对那些案件的重新调查上，但这个项目因资金不足和效果甚微而受到了批评。
达万特不相信大部分的谋杀案都是由韦恩·威廉姆斯犯下的。这几次调查经历让他无法忘怀。在它看来，两次调查均无果而终的背后都是亚特兰大的政治界和企业界的联合阴谋，他们企图掩埋调查，隐藏真正发生的事情，以安抚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达万特的理论是，这些案件中许多起的罪魁祸首是亚特兰大的白人警察。他在20世纪70年代亲眼目睹了一些警察虐待甚至剥削非洲裔美国儿童。他亲自见到，那个年代的很多警察会随身携带一把“掉落用枪”（drop piece）：一把抹去了识别号的枪，用于放在被警察杀死的平民现场，以便事后摆脱嫌疑。达万特认为，许多谋杀案都是一小部分警察怀着机会主义心理有意过度使用暴力的结果，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这些连环杀人案根本不会惩罚到他们。
在威廉姆斯案结案到重新调查开始之间的几十年间，达万特进行了他自己的研究。他确认了四名白人警察具有未登记的前科：过度暴力、虐待嫌疑人、组织未成年人卖淫以及非法获取了毒贩的现金和商品。他相信这几个人至少杀害了被归咎于韦恩·威廉姆斯的十名受害者，且至今仍逍遥法外。虽然其中有些受害者可能是因为参与未成年贩毒被击杀的，但达万特相信其他儿童被杀害完全是因为警官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抓到。他明确地识别出两名警官是亚特兰大三K党的成员，并怀疑其他两人哪怕不是实际成员，也至少是认同该组织的“同路人”。
2006年，当他将他的发现提交给德卡尔布县警察的上级时，他们承诺将他们转交给亚特兰大警察局和市政厅。不久之后，德卡尔布县的警察局长被迫辞职，而调查被关闭了。达万特精心收集的证据和报告消失了。达万特在下一次体检中被查出严重的黄斑变性，被迫以一份丰厚的退休金退休。他去私人眼科医生那里又进行了一次检查，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达万特收下了退休金，回家养热带鱼去了。
在对案件的重新调查期间，达万特接触到了CMC，并留下了深刻印象。退休后，他申请成为一名冷案专家。后来他也被认证为快速反应顾问。
达万特怀疑的四名白人警察仍然活着。他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着他们的活动，在那些照片中他们是慈祥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他有一辆无证的汽车，保管在一个亲戚的大型农场中一个半倒塌的棚子里.偶尔他会驾驶那辆车经过那些警官的家，有时还能看见他们修剪自家的草坪。他的手指紧紧钳住方向盘。
乔·达万特无法放下过去的退休警探，74岁数据、技能、攻击方式：略
安娜贝尔·德帕斯夸，法医科学家安娜贝尔是一位42岁的白人女性，举止谦逊，专业得体。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犯罪现场技术员和分析师。五年前，她加入了CMC，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追求她认为有意义的事业。
她和两名兼职法医技术员在芝加哥办事处管理法医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冷案有关，受警察局委托进行细致的法医工作，因为警察局自己的实验室往往被进行中案件、特别是大量未处理的性侵案件积压得不可开交。她的日常工作包括试图恢复DNA，在多个受害者之间匹配骨片，以及利用现代法医技术检查旧证据以寻找新的机会。
安娜贝尔与乔·达万特合作过六个案件。她尊重他的经验和务实的方法，但并不知晓他对于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的执着。
安娜贝尔一直认为，小时候她曾遇过一次鬼魂，且是她的曾祖母显灵。经过这么多年，当时究竟是什么已无从知晓，但这使得她对死者以及死后会发生什么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这可能成为她与绿色三角洲关系的契机。
安娜贝尔·德帕斯夸天赋异禀的法医科学家，42岁数据、技能、攻击方式：略
克里斯托弗·穆德德，案件分析师穆德德是一位33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出生在津巴布韦，小时候随家人移民至美国。他在华盛顿-西雅图大学获得图书馆科学硕士学位，并在西雅图警察局工作了五年，负责管理记录和证据。他曾进行自己的冷案研究，并成功找到了新的线索，协助警探解决了三个案件。
三年前，穆德德收到了CMC伸出的橄榄枝，他接受了工作，搬到了一个地方办公室附近。具体的城市视掌局者方便而定。在CMC，他得以在几十年来数十万起失踪儿童案件的巨量数据中进行对比与关联，这让他感到自豪。他对数据质量、索引和访问进行了大幅改善。他也为CMC的网络犯罪团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后者负责对儿童犯罪相关的在线证据和图像进行整理和存档。
穆德德在CMC的工作往往非常折磨心灵。在西雅图管理的证据与档案相对还算遥远而抽象，而CMC每天展示给他的无数苦难在不断磨损他的情感。他并非不喜欢这份工作，每一个能参与积极调查的机会都给他带来满足，但工作本身对精神和心灵都是一种挑战。
起初，他与西雅图的一名男性伴侣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但这个联系逐渐疏远，最终断裂。现在，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在每一个漫长的日子结束时，他麻木地回到他的小公寓，进行冥想。
克里斯托弗与安娜贝尔·德帕斯夸偶尔接触，而与乔·达万特的合作非常广泛。他曾三次与达万特在快速响应案件上进行过合作，这些案件最终都得到了定罪。他们的合作至今仍是他职业生涯的亮点。
克里斯托弗·穆德德坚定不移的案件分析师，33岁数据、技能、攻击方式：略
关系发展
多年来，不少CMC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曾在涉及儿童的行动中遇见过绿色三角洲的探员。不过，他们都并不知晓绿色三角洲，也没有被招募成为友方。
但是，这一状况将在乔·达万特这里改变。他是一位精明的警探，具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也被复仇的正义之心所驱动。如果他被卷入了绿色三角洲的行动，他不会那么快离开。
阶段一：调查要让达万特遇到探员，他应以快速响应顾问或者冷案专家的身份介入调查，具体哪种身份取决于行动的性质。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与绿色三角洲的联系，达万特自然需要通过案件所涉及孩子的家庭或是某名涉案的执法人员来介入。其中一方联系了CMC，CMC又联系了达万特，然后达万特就登上了飞机。
首次会面理想的首次会面是达万特正在和一名失踪儿童的家庭合作。在专案组中他很可能只是众多工作人员之一，但当特工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来到涉案家庭的住处时，达万特正好在那里代表涉案家庭。家庭坚持让达万特在询问过程中在场，如果特工们请求查看周围，达万特会随行并进行交谈。
达万特并不是傻瓜。他知道他已经老了，退休了，头发也变灰了。他扮演的是一个乐于助人的退休警员的角色，态度礼貌且专业。但他内心里在默默打量着这几位特工。他一向相信他的直觉。这几个人身上一定有些不寻常的事。
达万特会怀疑他们的来访有别的动机。他的首要猜想是，有人想要迅速而安静地解决这个调查。因此他对特工们持怀疑态度。如果特工们向他提出了好的问题，并且重视他的经验，他就会放松下来并打开心扉。如果他们排斥他，他就会开始四处打听他们，甚至跟踪他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达万特极其看重失踪儿童及其家庭，不惜越界也会保护他们。
瞥见真相设法安排达万特遇到非自然事件。也许他跟踪特工们，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也许正在发生的事件再次袭来，而他正好在现场。不管怎样，达万特需要经历他的第一次，并且他处理得非常漂亮：勇敢，经验丰富，面对压力时冷静。
之后，达万特与特工进行了坦诚的对话。事实是，他感到自己在为CMC做志愿工作时受很大的限制。他热爱这份工作，但CMC并不进行调查，只是提供咨询。而达万特真的很想再次回到一线。
深度参与对于行动的剩余部分，达万特会愿意承担任何力所能及的任务。如果特工缺少线索，达万特会带来来自最近的区域办公室的CMC案件分析师克里斯托弗·穆德德的报告，他在达万特的笔记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如果行动被特工弄砸了需要换一个地点，达万特会提出在另一个州可能存在一个相关的案件，也许他们应该一起研究。
勿需用力过猛。特工们需要意识到达万特确实很有用。他可以跟踪嫌疑人，审查文件，或者参加当地的专案组会议。他得到了受害者家庭的信任，这一点在事件复杂起来之后尤为有价值。
联系上穆德德让克里斯托弗·穆德德与特工建立联系是增强他们与CMC关系的有效方式。达万特组织了与穆德德的电话会议，他与穆德德有良好的工作关系，所以穆德德可以帮助他们筛查线索。给穆德德一个机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但不要直接把案件解决了。这样下次，特工可能会主动拨打电话。
结束当行动结束时，确保达万特存活，且他对非自然威胁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外表仍不为所动，但内心激动得如烈焰一般：这是一个他从未知晓的世界，充满了邪恶，而他则有机会去作出改变。他道别并要求保持联系。他很乐意提供帮助，即使是那些通常不会涉及CMC的行动。
第二阶段：痴迷在下一个行动开始时，为特工和达万特找到一个交流的机会，即使特工没有立即联系达万特。简单地让达万特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也许他在新闻中看到了一些可疑的事件想让他们知道，或者他可能正在处理一个通常的案件，希望问特工一个与他们专业相关的问题。
达万特会反过来帮助特工们重新联系上克里斯托弗·穆德德，如果他们还没这么做的话。电话会议在穆德德浓厚的津巴布韦口音中展开。穆德德提供的一些数据可能是无用的或者无关的，但如果特工向他提出好的问题，他应该给出好的答案。他们投入得越多，收获的就越多。
穆德德与真正的现场调查人员并没有过多少接触，因此能认识特工们让他非常兴奋。他可以利用CMC的关系获取信息或者为了特工的利益做介绍。
私下调查在自己的时间里，达万特正在逐渐滑向另一个世界。无论在第一阶段遭遇的是怎样的非自然事件，他现在都对它痴迷。他在图书馆和网络上疯狂搜索，重新调查上次行动中地点，并尽他所能学习所有的知识。
在几个月的研究后，达万特有了一个想法：那四个他曾尝试指控的腐败警察，那些他曾坚信是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的罪魁祸首，他们必定与非自然现象有关。他开始重新调查他们与三K党的关系，想知道那是否只是某件事的幌子。
达万特刚向穆德德提出了这个想法，穆德德立马就同意协助。虽然达万特略去了非自然的部份，但穆德德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了研究。这一做法其实有非常大的风险。这一调查并非请求自任何活跃的执法人员，因此他与达万特的活动超出了CMC的范围。但他对工作的热情驱使他前进。
发现作为第二阶段的结尾，达万特会紧急联系特工，称他在调查中再次遇到了非自然现象。与亚特兰大案件无关，但是事件货真价实，因此他向特工请求帮助。
当特工们到达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场的还有克里斯托弗·穆德德。穆德德请了一周的假期来参加达万特的现场调查。虽然他的洞察力和方法论很有价值，但西雅图警察局的工作并没有为他累积下多少实地经验，因此他很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在调查的后半段，可以考虑让穆德德遭遇非自然现象，让他罹患物理或精神方面的非致命的伤害。这对于达万特和特工是很大的麻烦，但达万特尽其全力帮助他们掩盖了这一事件，避免CMC或当地执法部门发现真相。穆德德后来回到了工作岗位，虽然与事件前已经截然二人。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绿色三角洲的友方。
无论行动过程如何，乔会在行动期间或结束后寻找与特工们讨论的机会，试图向他们介绍亚特兰大的案件以及他的理论。当然，他对非自然的的认识完全是盲人摸象，他的了解极其狭隘，他所说的内容几乎没一点靠谱的。特工们意识到：这个家伙正一步步滑向彻底的偏执。
但他手上还有不少东西可以挖掘。他与位于芝加哥的CMC法医科学家安娜贝尔·德帕斯夸关系良好，请她帮忙检查了一些与他在研究的非自然力量有关的证据。她将研究结果写成了一份报告，其中有不少有意义的结果。他把报告交给了特工。报告很不错。
他可能离疯癫不远了。但他仍有利用价值。
如果特工收下了报告，不去纠正达万特，我们将进入第三阶段。要避免进入第三阶段，特工将必须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让达万特改变方向。
第三阶段：瓦解在这个阶段，找机会让安娜贝尔·德帕斯夸研究一些与非自然有关的法证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是达万特在完全没有告诉特工的情况下交给她的。对这些证据的研究大大鼓舞了德帕斯夸：她从中发现了一个超越科学的谜团。
具体过程不论，总之德帕斯夸最终说服了她的上司，她需要去参与特工们目前的案件。达万特帮她准备了参与调查所需的文书材料。她可能是在完全出乎特工预料的情况下被达万特领来与特工会面的。她头脑敏锐，对未知有着无尽的好奇，这使得特工们不得不面临选择：要么引领着她深入调查，要么尽量与她保持距离。
如果他们将她引入，达万特会让德帕斯夸联系上穆德德，后者再次请了几天假来协助。现在，特工们在CMC内部已经有了自己的友方团队。CMC的友方人员们应主要待酒店，进行研究和基础工作，而德帕斯夸在当地的大学或医学检验室进行一些法医工作。
所有这一些都将这些CMC员工与绿色三角洲深深地联系在在了一起。而当目前的案件结束后，这一联系将很快变成每一名相关人员的软肋。
爆发在那个案件之后，达万特得出结论，他怀疑的那些涉嫌谋杀的腐败警察属于一个崇拜非自然的邪恶教团。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用他的无证旧车跟踪他们，详细记录他们的活动。
然后，他看到他们中的两个人一起去打了高尔夫。这证实了他的怀疑：他们已经发现了他，在讨论遭到监视的事，并已经谋划出如何彻底扳倒达万特。他必须迅速行动。
电话特工们会在另一项任务的过程中得知这一消息。特工们会接到来自亚特兰大警察局一位上尉的电话，称乔·达万特扣押了一位退休警官作为人质，而另一位退休警官昨天在他的车道上被远处车上的狙击手射杀，现在已经在太平间了。亚特兰大警察局已经对这所房子进行了包围。达万特说他会投降，但只有在他能与特工们交谈的情况下。
人质谈判员将他们连线。对话开始。达万特大谈非自然，大谈亚特兰大的案子，大谈黄斑变性的诊断，大谈他们共同参与的行动。他说他已经掌控了局面。他们需要为正义而战，需要拯救孩子们。
他挂断了电话。上尉再次接通电话，询问特工们关于达万特的情况：他在说什么，他的精神状态如何，他能否被说服。
就在这时，特工们听到另一位在上尉身边的人说：“我们的狙击手有射击机会，先生。我们是否应该开火？”
上尉仍在电话中。特工们有机会说些什么，可能会左右上尉的决定。他们的话可能会拯救乔·达万特的生命，也可能结束他的生命。
如果他们犹豫，上尉会挂断电话并下令开火。如果他们说话，他会倾听。
紧急处理无论达万特是生是死，特工们都面临着极大的麻烦。他们被与一个他们曾交往过的、现在变得偏执的谋杀嫌疑人联系在一起。无论特工们属于政府项目还是法外之徒，特工们都需要好好掩盖他们的痕迹，但这不是他们能独自做到的。
他们遭到上级批评：行动手段马虎，将组织置于危险之中等等。为了干净地了结这一切，特工们需要执行一个补偿行动。他们必须闯入正在进行乔·达万特 DNA测试的实验室，将其调包成从亚特兰大警察局档案馆盗来的另一份样本。
为了达成这一行动，他们需要安娜贝尔·德帕斯夸的帮助。她对达万特的情况和这个新的请求感到恐惧，这意味着她需要违法，将自己置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如何处理这件事由特工们决定。他们可能会说服她，称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或者可能会恐吓她，威胁揭露她对CMC所做的一切。简短地展现这一过程，但最终他们应该成功。
不久之后，亚特兰大警察局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达万特的DNA与亚特兰大案件中一个被谋杀的孩子的样本有联系。乔·达万特永远地，虚假地，被与1980年一起青少年妓女的谋杀案联系在了一起。
后果乔·达万特的丑闻引发了CMC的内部调查和公共损害控制，领导层与达万特保持距离，强调他只是外部志愿者，但招募时确保了具有可靠执法背景。亚特兰大警察局和德卡布尔县警察局则承受了远大于CMC的公众丑闻。
穆德德和德帕斯夸尽其所能掩盖他们与达万特活动的牵涉，也许能从特工们那里获得一些指引和鼓励。接下来的发展由掌局者决定。他们的掩饰可能会被揭穿，使特工们陷入更大的危险，并公开损害CMC，这也将使绿色三角洲永远不再考虑将CMC拉为友方；或者他们可能能成功把事件压下来，但这只会加深他们进一步被特工们利用的风险。特工们在绿色三角洲中陷得越深，就越会继续利用CMC的人员和资源来完成更多的行动。
乔·达万特可能不是最后一个以横尸出局的CMC成员。
联系
乔和CMC与本书中的其他一些组织或许会产生联系。
见证联盟CMC（第16页描述）和见证联盟（第58页描述）相似，两个组织都将自己定位为执法部门辅助者。在乔·达万特成为特工们的友方后，他可以将他们召集到一个涉及某新Völkist主义帮派的案子中。这个帮派被称为埃里克之狼，其领导者从他疏远的妻子那里绑架了自己的孩子并跨越了州界。达万特联系上了见证联盟的研究员Sheryl Krieger（第68页描述）后，并想将她介绍给特工们，因为这一帮派参与的祭祀崇拜活动在达万特看来十分可疑。
孤独者可以考虑把克里斯托弗·穆德德安排成孤独者的一员。如果打算这样安排，他会开始在附近展示出超几何现象，而这会引起特工们的注意。
